Mind 2.0

——驳林毅夫转型基本成功论

六月初，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正式赶赴世界银行上任前夕，在北京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他在谈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得失，以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时指出：“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是基本成功的。”

通读这篇一万余言的访谈文章，可知“转型基本成功”是林毅夫的核心观点和主体判断。对此，笔者的主要看法是：转变（transition）业已完成，转型（transformation）仍在路上。 即使单就中国经济来讲，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都很难谈得上成功；若以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而言，转型成功论则更值得商榷。我们仍然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进程中，变数还有很多，成败与否尚难盖棺定论。

从语义上讲，转变（transition）指的是过渡、变革或切换，大体上与change（变化）雷同。转型（transformation）指的是变形、变质、蜕变，亦即质变（a qualitative change）。笔者认为，转变的完成意味着，对计划经济的终结基本完成，那个时代将彻底地一去不复返，我们正走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尚未成功则意味着，实质性社会改革还远远不够，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步履未稳，积弊重重，而且极有可能滑入拉美化或者由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经济崩溃的歧途。

很明显，“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林毅夫教授全部理论的核心，其内核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可以说，林教授大体上是认为只要将经济蛋糕做大，其余上层建筑的问题将不足为患。

既然其内核是“经济决定论”，接下来林自然会引出“制度内生理论"，即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后发优势”的持续发挥将逐渐消抵“后发劣势”，因为"后发优势"的发挥将促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将实现飞跃，从而一国的内生于经济的政治或制度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林教授的前提是“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地面对出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林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最大缺陷在于，他没能认识到“后发优势”乃是内生于“后发优势”之中，二者呈现为相当程度的收益与成本关系，坚持“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本来就是两难。既然林教授不仅认为“后发优势”可以在无视“后发劣势”的情况下带动经济持续增长，更认为前者带来的经济甜头将消解后者带来的内生制度问题，那么，他坚持"后发优势"即"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也就顺理成章。

林教授还严重缺乏世界体系思维，他无视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他的理论不仅是一种“局部均衡”思想，更带有浓厚的静态色彩，他几乎先验地假定先发国家将无法继续升级，他对创新或新经济的不屑一顾则更让人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有意淡化“后发劣势”，这是因为“后发优势”的持续发挥最终极可能带来“后发惯性”，创新与冒险精神日趋思死灭，从而后发国将永远后发。实际上，按照林教授的理论，后发本身即构成发展中国家的天然优势。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仍是我们话题的核心。作为普通中国人，我更希望杨小凯先生是错误的一方，更乐见林毅夫教授的无限风光亦并非机会主义的胜利。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

何为“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从技术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他认为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 “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后发劣势”理论由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提出，他认为：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这是“后发劣势”的第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 “赶超”（模仿）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并不同于“后赶超”（创新）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后发劣势”概念的核心所在。

在林教授看来，经济的赶超战略所引起的制度扭曲将形成“后发劣势”，从而影响他所谓的“后发优势”的实现。因此，应当实行基于“后发优势”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这样，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将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林教授的前提假定：先发的发达国家将停滞不前？）。

笔者认为，“创新”才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关键。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赶超”阶段，无需创新或创新十分微少，因而对象明确，路径清晰，已知信息相对充分，对信息的要求不会太高，“强政府”的主导有可能暂时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取得不错的绩效。但在“后赶超”阶段，后发国家面对的是超越与创新，创新就是重新建构，对象与路径尚未明晰，有诸多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存在，“强政府”的主导容易堕为一种致命的自负，在市场自我调适能力受限的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更难避免，往往凶多吉少。

仔细考察林杨二人的观点，容易知道，后发劣势乃是内生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正如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恰如硬币之两面。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后来者，显然后发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后发国家也自然会利用后发优势，但这种利用并非没有代价，其代价就是后发劣势。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收益，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成本或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

林教授说，我们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我们真的成功了吗？在“后发优势“持续发挥的情况下，无需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作为其反面的”后发劣势“真的可以渐渐地消除吗？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论战的一方杨小凯先生数年前业已离世。也许唯有历史将告诉我们答案。上帝保佑中国，我真希望错误的一方是杨。

后发即优势？

林毅夫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视为自己全部经济研究与经济思想的核心。在他眼中，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最关键的必须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即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林教授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实现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林将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笔者认为，该战略思想最大的缺陷在于，林不仅将先发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升级默认为静态，而且完全无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林教授一直强调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这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如何普遍到中国来呢？

林教授估计中国最慢到2030年经济规模将赶超美国，请问林教授，赶超之后怎么办？赶超之后去找谁来“后发”？先发的美国又何以不再保持先发呢？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乏偶然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不例外，绝非“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能囊括，美国是重要因素，那个时代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格局无法复制。更重要的是，十三亿中国人和“四小龙”少得多的数亿人口相比，其威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全球化的世界各国能否承受如此强大的冲击？以现实而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主导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真正承受GDP之重的仍旧是十几亿国民的权利和环境资源的巨大牺牲。既然我们的人口那么多，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如此丰富，是不是要一直按廉价劳动力优势后发下去呢？即便到2030年，我们的后发优势会在哪里呢？

“后发优势”实际是一种“追赶优势”，源自追赶效应的存在。林教授认为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最为成功，毋宁说是中国起点太差，追赶效应的发挥最明显。直到今天我们仍未能与东欧国家或俄罗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所以这种追赶效应会继续存在，可笑的是，林教授似乎将此视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赶日超美的基础。

根据林教授的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理论，则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升级是真，难道发达国家就会停止相应的产业升级吗？如果一直坚持所谓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则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至多只能保持恒久的“后发（比较）优势”，“先发（绝对）优势”永不可能发生。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初，我们的技术与资本双双匮乏，通过引进技术和资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找人口要红利，接着我们的技术与资本积累开始逐步形成规模，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缓缓展开，但此时的发达国家，早已迈入新（知识）经济的快车道。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我们的成就不过是不远千里总算踏上先发者的原有轨道。

这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还容易造成一种发展惰性，那些惯于跟在发达国家里后面后发的国家，即使侥幸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成功实现赶超，与发达国家走到同一起跑线上，此时，这些不再“后发”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如何先发？是不是再次等待原有的发达国家先发，然后跟进呢？简而言之，长期奉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可能带来一个恶果，那就是“先发”能力的丧失，或“后发”惯性的形成。因此，笔者的观点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必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持续被动。

一个幻想的未来

林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现在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否言之过早？至于苏东转型失败论，则近乎荒谬。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人均GDP还是生活水平，今日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仍然高于中国，其中转型顺利且靠近欧盟的斯洛文尼亚、捷克等国早已突破一万美元大关，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他国家在经历九十年代初期的转型阵痛后，也纷纷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增长强劲，成为发达国家的预备梯队。截至到2008年，转型之后的俄罗斯经济增长迅猛，增速达8%以上，人均GDP将近9500美元。

拉美国家并不是宪政国家，他们的经济失败与宪政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拉美国家的失败恰恰证明宪政并非隔夜就可建成，但这不能否认实现宪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想必林教授也无法否认宪政在英美经济发展史上的作用吧？中国在没有实现宪政的情况下，尚且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经济绩效，那实现宪政以后呢，谁知道就一定不会更好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最重要就看其技术能否保持不断升级。问题在于，技术的不断升级需要法律、宪政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将随着技术创新能级提升而越显重要，随着经济改革与产业升级的向纵深推进，法治与宪政必将不可或缺。如果制度升级无法跟进，技术与产业升级能否持续？

林教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展望建立在静态的视角之上。林独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内，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将使中国经济规模赶日超美，但言语间分明将西方诸国的低增长率视为给定。二十世纪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普遍陷入滞胀、日本风头不再之时，经济学家又何曾料到老牌美国竟然能在九十年代一反颓势，在新经济的刺激下，成功实现高增长率、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一枝独秀呢？

诚然，中国起点低，人口多、资源相对缺乏，也许不应强求。但林教授说，“至于俄罗斯，我还没有看到它能够超越中国的优势所在。”恐怕应当反问，中国超越俄罗斯的优势在哪里呢？人口？规模？强有力的中央调控？我们才刚刚摆脱旧体制，重新上路，就有人说，我们的转型基本成功。我要问的是：洗心革面之后，焕然一新一定就会到来？

林教授很乐观，他预言在21世纪，最慢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中国完全有这个潜力。他还认为，对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问题，如果都能够实事求是态度地解决，这个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请问林教授，这里的“如果”该如何确保呢？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是一厢情愿的假设？难道一切“后发劣势”问题在2030年，将实现质的飞跃从而自动消失吗？

过去三十年间我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将在未来二十年中饱尝苦果。我们很早就开始将环境保护与集约型经济提上日程，但得来仍是“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的哭笑不得的结果。请问林教授，接下来二十年里，我们靠什么“后发优势”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的稳定？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鼓吹所谓的“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 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因此，为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林毅夫教授并非新自由主义者，但他也未尝不认为，只要经济总量（规模）持续增加，蛋糕不断做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问题都将轻易化解。在他的理论中，只要后发优势得以持续发挥，后发劣势就能避免，二者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性。他既认为最优制度由经济当中的众多因素内生决定，又认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应当同时进行，彼此互动。林教授一直强调后发优势的发挥，强调渐进式改革成本的相对低下，强调主观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云云，但对政治改革一直充耳不闻，似乎在他那里，政治改革的实现将会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副产品，无需论证？试问，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有多少互动呢？

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

数理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把经济学分为纯粹经济学、实用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三部分。他认为，后两部分研究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属于人类及其制度的范畴，第一部分纯粹经济学研究财富的交换，属于自然的普遍现象，是其他两部分的基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与抽象化与此紧密相关。但真的存在所谓的纯粹经济学吗？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野。”波兰尼认为，19 世纪以前, 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embedded) 在社会之中，那时的经济应该被称之为“伦理经济”。因为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宗教、社会关系。而且，创造一个“脱嵌”（disembedding）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并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其结果将是社会的毁灭。人类的实践证明，经济完全“脱嵌”的社会只是一个乌托邦。据此，学者王绍光认为，当快速的市场转型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所有社会安全网时，其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人们感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认识到中国面临着重重危机。

可以看出，林毅夫教授一方面拥有一个严谨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思想或“后发优势”模型，对社会政治因素思之甚少或者不大重视；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制度的内生性和非普适性，但他显然并非结构主义者。

林教授表示，“一个后发国家的政府只有确立了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才能确立和尊重上述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也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发达国家。”试问，一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足以“确立和尊重”“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进而“赶上发达国家”？

林毅夫的确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与渐进式改革策略紧密相连，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影响深远。即使在这篇访谈中，林教授的言论也十分令人称道，妙语连连。他的发展战略决定经济体制、后发优势理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以及最优制度内生决定论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然而，林教授的理论似乎是一种“纯粹经济决定论”。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经济学，也没有“脱嵌”于社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他过分强调“后发优势”，并且以为持续的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并不会面临“后发劣势”的威胁，他更天真地认为当经济规模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政治经济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笔者支持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成果，实在没有任何奇迹或成功而言。自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充满持续性的过程，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毛时代建立起的工业体系密不可分，甚至与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建设成绩不无联系。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绝非“后发优势”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能概括。在这些转型国家中，我们很“幸运地”处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而且拥有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绝对量足够大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后发优势”或“追赶”效应十分显著和持久，我们还是一个专制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家，因此国民的权利意识较低且容忍度较高，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试问，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又有什么值得吹捧的呢？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从结果上看，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也寥寥无几。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高出发达国家数倍的单位能耗，更不用提我们绝对数惊人贫困人口、牺牲巨大的资源环境、持续低廉的工资、收入与国民福利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还有资本市场的层层漏洞、国内消费市场的持久疲软，以及越治越多的贪腐、推进缓慢的法治、令人堪忧的教育等等等等。林毅夫教授，您凭什么说转型基本成功呢？GDP增长率？外汇储备额？经济规模的世界排名？请问，您判断其他国家不如中国成功就凭这些数据吗？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那么，我们已顺利终结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这是一个成功的转变。但关键在于，我们并未真正确立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林教授同样认可的、作为市场经济之基础的“法治（界定各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投资、生产、交易的自由）亦遥遥无期，我们的转型真的谈得上成功吗？

不，我们正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成功的转变。但在积弊重重的情况下，能否最终建立相对完善的法治基础和市场经济，依然未知；中国的这一转型能否成功，同样未知。

至于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笔者并不认为有多少创见。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家大卫·李嘉图早就提出过“比较优势”理论，当代的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也提出过“竞争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至于“后发优势”，殊不知“追赶效应”这一概念亦由来已久。

林毅夫教授鼓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者鼓吹“休克疗法”，前者强调后发国家应因地制宜利用比较优势实现赶超，后者强调计划经济体制的无能与市场机制的魔力，均有其合理性，但每一种鼓吹不过是经济学家的惯用营销手法，与真理无关。至少就目前而言，林毅夫教授的理论似乎契合中国当前的所谓的经济“奇迹”，自然可以大吹特吹，未来二十年若中国经济不幸崩溃，该理论也会自动破产。只能说，林毅夫教授正赶上鼓吹的好时候，他的理论仅仅是另一场机会主义的胜利。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风险世界，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才是一种理性的“实事求是”。面对未来，中国的这场充满诱惑与幻象的渐进式改革，谁能说不是机会主义呢？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林毅夫教授理论的消极面在于，多少人可能以此作为反对改革尤其是宪政改革纵深推进的理由，因为，我们的转型不是已经基本成功了吗？

昨晚临近闭馆，去服务台借书，排在我前面的是个瘦黑的男生，抱着一大堆书，显示器上面的读者信息告诉我，他是个理工本科生，他还一边打着电话，说话的声音 很大，口音很怪，我只听清他说了这么一句：不不不，我是为知识而读书，而不是什么专业。这句话很熟悉。我很快借完书，跟在他后面出来，他很激动，对电话那 头的人说，如果让我整天闷在自习室一天到晚搞数学英语背专业，只为读研，那最后即使考上北大，我也认为不值。那一刻，我觉得挺温暖，真想上前去拍拍他的肩 膀，哥们，咱们真像。

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要讥讽谁或自我安慰，每个人的想法和价值取向都不同。走自己的独木桥，让别人去挤阳光大道吧。

因为禁不住南方报业的致命诱惑，我毅然决然搁置原计划，等待一场未知的机会。并没有把一切看得太神圣，理想依然遥远，也不可能事事尽遂人愿。

暂 时搁浅的这几天，醉心于《Free Souls》的编译，欣喜若狂；看老港剧《少年英雄方世玉》，只为年少轻狂的味道，以及小时候迷的要死的何美钿。晚上穿着拖鞋短裤进去图书馆，坐在一楼人 文借阅区的木地板上，悠然自若地与大师神游，托尔斯泰，卡夫卡，鲍勃·迪伦。这一季凤凰花悄然落尽，送别，夏至，下雨。望着那些离开的人们，仿佛看到明年 此时的自己，好像这正是我的毕业进行时。

托尔斯泰，人性真谛不倦的探索者，他生命的核心在于“成为更好的人”，他的一生都被强烈的道德感与责任感所笼罩，他穷尽人的真诚之极，他孜孜不倦地实践，他殚精竭虑地改良，心灵却始终无法平静，他只是太执着，他要无限接近上帝，他永不停歇地想成为更好更好的人。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闪耀的一页。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些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俄罗斯文学对我影响最深，其中陀氏仿若我的精神芳邻，托翁则好像温暖倔强的长者。

更 往上，就不可不说法兰西的卢梭。我永远不会忘记阅读《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那个沸腾的下午，我的心底充斥着感动与共鸣。事实上，无论是康德、西斯蒙 第、司汤达、罗曼·罗兰，还是陀氏或托翁，甚至马克思，以及后来中国的民主革命者，都深深刻着卢梭的烙印。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无可辩驳的精神先导，其影响又 远达社会主义运动。卢梭是个极端复杂的人，他身上最可贵之处在于自省的品格，他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和托尔斯泰的同名作品齐名。他没有奥古斯丁那般狂热 的宗教激情，也没有托尔斯泰那般强烈的道德感，他敏感而多情，软弱而犹疑，自卑而自负，多才多艺，时而热烈，时而冷酷，时而狂乱，但却始终真诚而决绝地面 对内心世界。

面对神秘难觅的上帝，那“绝望的一跃”到底是归向何方？他们深知自身的不完美，试图超越理性的有限性，但对纯粹的宗教信仰又 无法心甘，并非简单的怀疑，毕竟是热血心肠，面对灾难深重罪恶滔天的人世，谁能安之若素地躲在宗教的殿堂里静待上帝的最终降临呢？他们是人哪，他们只是想 要成为更好的人，更接近存在的人。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一刻，我们在这里，我们正年轻，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独特的光华，注定殊途，但愿我们都能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自由魂就是从普罗大众中吸取营养之后回馈社会，并籍此建立一个新型社会。——Kohei Nishiyama

十五世纪时，古腾堡印刷革命兴起，随之引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乃至后来浩浩汤汤持续数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没有古腾堡革命，也不可能有现代大众传媒的勃兴。没有新闻印刷车间，现代民主政治的巩固与深入将遥遥无期。没有书籍的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社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归根到底，这一切都得益于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

以中国历史而论，中华大一统格局的延续与不断扩展自然离不开汉字；可是，倘若没有秦汉造纸术的持续进步，汉语书面文化不可能早熟，中国古代政治的早熟也就无从谈起。卡尔·马克思有言，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无论是美国的西进运动，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铁路与蒸汽机车，报纸得以进入千家万户，自由民主理念亦得以深入人心。古腾堡印刷技术，则令中世纪教皇专制与封建割据土崩瓦解，常识逐步普及，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这一切正在发生：技术变革之下的互联网浪潮不仅改变着商业，还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去年的厦门反PX运动，还是08年美国总统大选或汶川地震，Web 2.0尽显伟力，互联网所扮演的角色令人瞩目。不久前大陆领导人第一次通过在线论坛面对面地与网民对话，新浪网颇为可笑甚至颇有用心地声称“网络民意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尽管这种提法主次颠倒逻辑混乱，显然，不肯定三万万网络民意合法性的政府，其合法性才真正存疑。

回到开头，古腾堡印刷术不仅制造出源源不断的纸质出版物，更打造出一支面向大众依托大众传媒的知识分子，随之而来则是一群群知识与教养兼备的中产市民的崛起，他们见证着那个发达资本主义的波希米亚时代。

然而，随着广播电视的崛起，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越来越强势；另一方面，最致命的是，以大众流行音乐和影视为代表的娱乐产业登峰造极，娱乐至死与消费至上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根基形成反噬。

直至互联网的滥觞，传统的活跃于大众传媒与大学讲坛的知识分子群体才彻底步入没落。他们在商业化的学术官僚体制下暮气沉沉，他们沉醉在广播电视明星的幻觉中敏感渐失，他们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漫不经心老态龙钟，他们面对普罗大众照旧居高临下真诚匮乏，他们更善于向资本与权力献媚而非理性与良知的呼喊，他们抱残守缺陈词滥调创造力江河日下。

互联网正在改变世界，正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未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球上的人们开始融为一体，成为地球村，即便不平等和剥削仍然存在。互联网所推动的空前绝后的知识迁移，席卷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个人人都可以是媒体的时代，潮水般的信息流病毒式的到处蔓延。大众传媒（旧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向渐渐丧失主导地位，权威与主流越来越不合时宜，人们要求更平等更性感的声音。网民自生自发的大规模在线协作正改变一切。Web 2.0的爆发正努力促使新媒体摆脱大众传媒的阴影。传统新闻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资本并购浪潮侵蚀着新闻的责任与高贵；面对新受众，还需要专业吗？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纯真年代，祛魅与迷失并存，这是一个大变革时代。

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建设一个自由、开放、民主和富裕的世界，有赖于互联网。

自由魂（Freesoul）是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新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崇尚真理，坚持常识，歌唱创造。他们热爱互联网，接受新技术应用，乐于交流与分享。他们注目世界，开放思维，关注技术、商业与社会变革。他们颂扬人性中的美好，更深谙人性的复杂与诡异；他们认同技术的建设性，更认识到技术的阴暗面与破坏性；他们重视商业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同时确信我们的未来更需要非商业的公共精神。他们满怀希望，他们积极奋进，他们理想而不空想，浪漫而不懒散，他们在实践中与钝感作战。

对新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是他们的灵魂，创造力是他们的生命，分享主义则是他们的行为习惯。

如今，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规则逐渐成为影响全球信息流通的关键因素，在互联网世界更是如此。一方面是对知识产权的野蛮践踏，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未经控制地涌向四面八方；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优质信息或知识精华，由于版权协议的约束无法从互联网进一步迈入传统的出版空间，不仅其影响力受到极大限制，更意味着人类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与浪费，这一切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创造效率与积极性。版权协议越来越走向反动，成为妨碍文明创造的重要因素。我们要问，面对这场变革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互联网浪潮，历史上通行数百年的知识产权难道不应适时而变吗？

正如Yochai Benkler在《复杂度与人性》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网络信息经济时代，许多社会化生产协作的人类实践，如自由软件、维基百科、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都启迪我们：以人为核心的系统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成长壮大。商业化并非全球合作与交流的唯一出路。

《自由的灵魂》（Free Souls）是一本特殊的书，一部将以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CC-BY版权协议出版的影集和文集。本书是对版权束缚创造的又一个战斗宣言，是又一次基于互联网、关于创作和分享的重要尝试。翻译，也自然成为这次尝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书作者，Creative Commons的CEO伊藤穰一（Joi Ito）先生，邀请译言译者们进行本书的翻译。欢迎您加入这一令人兴奋的项目！在自由魂的感召下，让我们一道创造吧！

本书英文版、日文版和中文版将在今年八月份在全球同步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