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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别人比自己更艰难,暗觉侥幸,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往上爬。世人更喜欢置身金字塔上层,隔岸观火,悲悯之心大发,施舍一二。上面的人可以轻松浪漫地到下面体验生活,下面的人甚至一辈子也想象不出上面的华丽与龌龊。选择是一种优势。
黑暗中的人们,本该相互扶持,一起走向光明。但恐惧压倒了人们,物质鸿沟侵蚀了人心,人们相互踩踏,即便牺牲别人,即便自己的上位将换来更多人境况的恶化,仍要不惜一切往上挤,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走错了方向,或者中了奸计。我们坠入一个邪恶的铁屋子,我们互相残杀。
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到,房子,或者金子,成为逃出生天的通行证。没有人相信上帝会来拯救,也没有人害怕报应。他们只知道有了房子和金子之后,可以免除当下的恐惧,可怜的人们只是想逃离这种恐惧。
高品质生活、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不仅是传说,更是迷信。我们对生活的良好感觉来自对比,来自对比而来的免于更糟境况的自得感。人们在被城中村包围的高楼大厦间安乐,因为有更多的大多数人不能享受这种待遇。谁让我们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那么多腐败无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
我所面临的窘境是,中立专业的报导乏人问津,反响寥寥,而凡是与“房价”、“收入”、“垄断”、“暴利”、”圈钱“相关的,均人气旺盛,支持不断。这种人气带来的兴奋,很快会变为疲倦,最终是反胃。
有时,我希望自己找到一些能够给人带来希望的新闻,但很遗憾实在难找。我希望我们提供的内容不止有异议,有愤怒,有关怀,更要有用处,有启发,有建设性。问题在于,优质的内容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读者早已不信还有建设的可能性存在。
许多人从未抱过希望,所以一直沉默。许多人已经死心,他们到处打酱油,他们只是没有胆量和权利到广场上呸一声。
古代的人们有劳动号子或民歌,用来表达悲哀与愤怒。而这些跟贴,这些顶,这些分享,是新时代的民歌。然而,我党还没进化到恐惧音乐和艺术的水平。
我党怎么会不知道民意呢。他比谁都清楚你有啥不满,你有啥恐惧,所以才能掌控你。在你的思考、谩骂和牢骚变成行动之前,他会假装听不到,即便你是一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只要不对他的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没人会理你。
正是通过这种奇怪的战争,党成功将大批异议者灰溜溜打回沉默的人群。我们无处可逃,只能与之对峙,一旦输掉这场战争,青春、理想和信仰也将就此埋葬。我还能写下这些痛苦的文字,因为想我还没有输。
这不是恐怖小说,这正是你我身处的现实,我们每天生活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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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了,胡舒立和她的《财经》一直在熬,丝毫不见到头的迹象。老去的不是铁屋,而是青春和梦想。铁屋不会自己老死,而是一直锈在那里,不砸不碎。
财经网“历史大事记”这样写道:19984月18日,以关注改革、记录改革、促进改革为使命的《财经》月刊第1期面世。《财经》奋力前行,却不想改革僵了,把它拖死了。
在我心目中,《财经》的地位甚至要胜过《南方周末》,只有它才称得上是中国最彻底最严肃的硬新闻媒体。在软化娱乐化花样化的新闻大潮下,它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从创刊号到作为绝唱的第250期,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尽关国计民生,无论宏大叙事或个体特写,报导品质始终一流。它不大有趣,却绝不无聊。
再也不会有了。《金融时报》如是概括:这将标志着一场不同寻常的试验的结束。
胡舒立很喜欢这个比喻:《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它尽可能温婉地敲打,如履薄冰,未敢懈怠,也不愿停止。
我在想,对胡舒立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沦为“花瓶”的自我质疑所带来的幻灭感。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们不一定相信水滴石穿,却最终战胜幻灭感,成为坚定的行动者。这本杂志的背后不仅需要激情和勇气,更需要判断力,需要专业精神。
诚如《华尔街日报》所言,《财经》的崛起,得益于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可信赖资讯的渴求。那些在物质上跻身金字塔顶端的中国人,更缺乏安全感,除了CCTV,他们还需要这样的媒体揣摩圣意。《财经》和南方系之所以未受到直接的政治惩罚,不仅因为党需要花瓶,还在于党内也有人需要镜子。
知道自己身陷围墙之中的人一点不少,他们要么在墙内娱乐至死,要么翻墙绕行。很可惜,大多翻墙者自娱自乐,甚至充满智力乃至道德上的优越感。其实,他们才刚刚触摸到围墙,来不及考察和尝试,就放弃了推倒它的打算。与那些受教较少的国民相比,他们更该感到耻辱。愚昧的天真固然可悲,但睁眼说瞎话则是可恶。
那些写软文八卦的从业者并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邪恶,但是照写不误,他们说自己有太多苦衷。于是人们在苦衷的顾影自怜中理想凋零,青春远逝。终于,我们比体制更快地老去了。
朝气蓬勃这个词,距你我的生活都太遥远了。因为年轻人的青春,已被掏空。
上月从《经济观察报》离职创业的仲伟志说,“我们要对商业媒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我说过,我们不再苦大仇深、锱铢必较,再也不去声东击西、指桑骂槐,我们将深入非常之道、应许之地,去享受发现的快感与思维的乐趣。我们不能总是带着历史的愁容前行。”——这些话只让我感到悲凉。
思维的乐趣。我们还有王小波那样充满智慧、严肃且有趣的写作者或新闻人么。
远不止这些,商业运作推动《财经》在中国传媒界一骑绝尘,但在政治高压下,扭曲的商业与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最终调和失败。《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幕是,今年的新疆事件后,胡舒立们被要求每期《财经》在出版前必须送交“联办”审核。戴着红顶的联办,不仅承担监管角色,还有一家名为财讯的上市公司。
作为商人的何力仲伟志们,以及《时尚先生》《第一财经周刊》们,将吸引到更多受众和资本。商人做媒体的时代到了。商业化不可怕,职业化更当欢迎,专业化求之不得。
可是,在市民社会如海市蜃楼、年轻一代被迫“下流”的中国,我们将越来越体无完肤地被“时尚”、“精英”、“智族”、“个性”、“品味”这类语词所包围。仿佛热闹深刻,实则矫情无比,空空如也,不过黄粱一梦,意淫一世,直到我们老去,一无所有。
舒立走了,《财经》倒了,中国的硬新闻时代终结了。那被称为勇气的,朝气的,锐气的,还会再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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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牺牲在那里的三条19岁的生命,古城荆州的不会一下子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不少三国游戏的年轻玩家来说,仿佛一座虚拟之城跃入现实,原来到现在还有荆州这个老地方。
最近一次,是1998年大洪水,那时荆州是灾难中心。连续三个月的汛期,一波又一波的洪峰,一批又一批增援部队,沦为汪洋的村庄,在大堤上搭棚生火过活的人们。上面的人纷纷亲临,随洪水上涨级别越来越高。记忆中那年夏天总在下雨,父亲连续两月在外巡堤抢险,很多人家囤积粮食救生圈,对1954心有余悸的老人们嚷着逃离。
因为灾难,所以被关注。上一次,数十万人的流离失所及数百条生命的湮没,换回高层发话及50多亿元的财政拨款,媒体纷纷报导赞扬荆州人民舍小家保大家。多年后的今天,当我Google“98洪水 荆州”时,出现的第一条是“物质与精神的胜利……”。而这一次,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又是一次卓越的胜利。
对荆州来说,这一次很尴尬。光荣属于湖北,属于长江大学,不一定属于荆州。很不巧,遇难的三个年轻人都不是荆州人,他们19岁的青春在荆州画上句号。
远不止如此,在铺天盖地的歌颂与悲痛之外,对荆江上的渔船老板,以及当地消防队和海事局的争议,数日来暗流涌动,尽管删贴不断,却未曾止息。
毫无悬念,官方新闻宣传道,“事发后,长江大学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当地消防、海事部门也相继赶到组织搜救”“目前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人民群众深切哀悼”……立即被长江大学和荆州市授予见义勇为集体,并申报省级见义勇为集体……最近曝光率极高的新华都慈善基金称将为此设立感动中国基金,“对英雄家属提供未来30年的经济资助”。
来自网易跟贴和百度贴吧的信息称,在15名大学生组成人梯救人时,在冬泳队员下水抢救9名落水学生时,据事发点近在咫尺的两条渔船无动于衷。事发时间在下午两点多,消防队和海事局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先行赶到,却像打酱油者一样无所作为,而长江大学校方直到出事后两小时才出现在现场。
直到这个时候,经校方与渔船老板的讨价还价,1.2万元人民币成为一条命的价钱,渔船老板开始出动人手打捞尸体。“当捞起第二个大学生尸体时,渔船的老板停止行动,说二万四钱没到位,拒绝打捞尸体,旁边谴责声一片。最后老师们下跪才以一万一具尸体成交,到六点多才打捞上来第三具尸体”,自称是目击者的发帖人如是说。 另据称,渔船老板嚷道,长江上哪天不死人,他们不死我们怎么活。中间的一个插曲是,“而尸体上来医生还拿氧气去抢救的假像,(新闻镜头)此时离事发都三个来小时了”。
还有更多后话,有荆州人称渔船老板是外地人,不是荆州人;有人回应称他们都在荆州生活一二十年,就是荆州人……这实在是陈词滥调:大城市市民称,那里的不文明与犯罪来自外地人;另一面,那些外地人背后是数千万空巢家庭,以及中西部的愈加败落。
尽管官媒努力将这件事渲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盛事,尽管从长江大学、荆州市到湖北省的各级领导们争抢战果,还是有不少人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愤怒:荆州人应该感到耻辱,英雄不是荆州人,应该砸掉渔船暴打渔船老板……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质疑:为什么这些大学生不会游泳,既然是高危地带为何缺乏安全设施,当地消防和海事部门无能,领导要做的不是慰问抢镜头而是想办法避免悲剧再发生……
牺牲者牺牲而已,悲痛者继续悲痛,旁观者到别处旁观。这件事会在你记忆你存活多久,或许下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会敲你回想起来。七武士,英雄没有胜利。越是惨烈的悲剧,越容易蜕变为轰轰烈烈的胜利。
悲剧的高潮在于,此刻的你,也许知道余秋雨暴富,知道建国大业大卖,又有几人知道发生在巴基斯坦和伊拉克的惨案,有几人关心绿色和平触目惊心的报告,有几人知晓遍布全国的血铅案。
也罢,对他们是否算英雄暂不讨论。是的,“救人,无需争议!”
至于称三名年轻人傻X,不动脑子,不理性,盲目,无语。我只能送您三个字:去死吧。


